李振宇*，徐誠皓，盧汀瀅
LI Zhenyu*, XU Chenghao, LU Tingying
摘要：近年來，中國社會保障住房建設迅速，但往往強調其內在的效率（建設效率、分配效率、使用效率），卻未能對城市承擔更多外在的義務，許多項目成了千篇一律的“縮小版商品住宅”，也成為城市空間的新負擔。對此，本文提出保障性住房在享受多種公共權利的同時，也應承擔4項公共義務：開放和共享的空間義務、個性和創新的藝術義務、低碳和智慧的技術義務、流轉和參與的公平義務。通過對義務的分析和認識，促進對保障性住房設計的討論，提出4條設計發展導向。
關鍵詞：社會保障住房，設計，權利，義務，公共，開放，流轉
改革開放以來，我國城鎮住宅從福利房體系逐漸轉為住房市場化，自有商品住宅占了絕對優勢。進入“十一五”后，各級政府開始大力推進社會保障住房的建設（在實踐中往往被稱為“保障性住房”）。到“十四五”階段，保障性住房供給不斷增加，如今已成為住宅體系中不可或缺的組成部分[1]。我們曾經在研究中提出，一個理想城市的住宅構成應該是“三分天下”：自有商品住宅、市場出租住宅、保障性住房成為大致相當的三部分[2]（圖1）。而保障性住房作為公共財政支持、量大面廣的特殊建筑類型，既有明確的公共權利，也應承擔相應的公共義務，由此產生有別于自有商品住宅和市場出租住宅的空間形式。
1 上海住宅體系中3種住宅類型的變化關系，引自參考文獻[2]
1 我國社會保障住房的四種主要類型
社會住宅（social housing）是世界性的城市和建筑課題。從東方到西方，從南半球到北半球，社會住宅自二戰后70多年來發展規模浩大，類型繁多，變化豐富。歸結起來，其主要共性是由公共財政或非盈利機構提供資助，向特定人群（主要是中低收入人群）提供優惠住房、優惠土地或建房租房補貼，并以第一種方式為主。優惠住房可大致分為產權住房 （全部產權、部分產權）、長租房、短租房等。
我國保障性住房發展經歷比較特殊，在各城市的實踐中既有共性也有差異。1990年后，原有公有福利住房在經過重大的住房改革后，大多已出售給住戶，留下一小部分 “公有住房”，其權益性已經大于保障性。進入新世紀，保障性住房的發展建設經過了不斷的探索和調整，也存在著多軌并行的情況（圖2）。
2 北上廣深“十一五”至“十四五”保障性住房發展規劃對比圖1），徐誠皓 繪
進入“十四五”，各級政府明確了構建“以公租房、保障性租賃住房和共有產權住房為主體的住房保障體系”[3]。據此，本文討論的對象主要是各地建設和納入資助體系的“兩類四型”保障性住房，包括產權類的補償型、優待型；租賃類的救濟型、扶持型。具體表現為動遷房、共有產權房、公共租賃房、保障性租賃住房等形式（表1）。
1.1補償型：動遷安置房（Relocation housing）
我國城鎮建設長期高速發展，市政建設、重大公共工程、舊區改造、鄉村扶貧動遷等政府項目實施對城鄉居民進行動遷，由此提供中小型套型為主的安置房（圖3a）。多數情況下以優惠出售為主，動遷居民也可選擇租住公房的模式，居民可落戶。建設主體呈現出市、區縣、鎮多級并存的情形。這一部分總量非常大，上海已慢慢進入動遷安置與改造并行的狀態，在“十三五”期間上海完成中心城區成片二級舊里以下房屋2）改造2,810,000m2，并計劃繼續在“十四五”期間完成約1,300,000m2的動遷及舊改任務[4]。從建設和分配過程上，有保障性住房的性質；從結果和運行管理上，更接近商品住宅。
1.2優待型：從經濟適用房（Affordable housing）到共有產權住房（Shared ownership housing）
經濟適用房自1998年起實施，在各地具體的執行過程中有很多不同的模式。有的成為市場中低價住宅的補充，有的成為定向優待特定人群（如教師、公務員、科技人員等）的住房，也有的面向當地市民公開申請。其特點是中小房型，地價優惠，控制利潤，限定售價，限定對象。而共有產權住房從2014年起在多個城市試行，目前成為發展重點之一，比如深圳在“十四五”期間計劃建設共有產權房8萬套，約占全部保障性住房建設量的15%[5]。
目前，經濟適用房已經與共有產權房并軌，二者有不少相似之處。其主要區別是，后者由居民和政府共同享有產權（居民50%以上），在一定時間之后住戶可以選擇購得全部產權、上市交易、由政府回購等。除了符合條件的市民可公開申請，也有一部分共有產權房定向提供給特殊人才、特定企事業職工等（圖3b）。
3 各種類型的保障性住房
a-動遷房：上海嘉定區菊園新區大型居住社區匯豐凱苑動遷安置房小區 ，董怡嘉 攝
b-共有產權房：北京市海淀區永靚家園，北京海淀區人民政府官網 提供
1.3 救濟型：公共租賃住房（Public rental housing）和廉租房（Low-rent housing）
廉租房是指政府以租金補貼或實物配租的方式，向符合城鎮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標準且住房困難的家庭提供社會保障性質的住房（圖3c）。進入21世紀，各城市有新建廉租住房的項目，也有收儲舊住宅出租給廉租對象，或發放租金補貼的。到2014年，廉租房與公共租賃住房并軌。
公共租賃住房主要面向城鎮中等偏下收入的群體，比如新參加工作的職工。例如上海的公共租賃住房旨在解決“本市青年職工、引進人才和來滬務工人員及其他在滬合法穩定就業常住人口的階段性居住困難”[6]。上海在“十三五”期間累計供應公共租賃住房15萬套，累計收益72萬戶[7]。它有幾個特點：實物出租方式，租金明顯低于市場價格（相當于80%左右）；中小戶型，既面向單身人群，也面向家庭；短租，簽約2~3年，一般不能落普通居民戶口。
1.4 扶持型：保障性租賃住房（Subsidized rental house）
發展保障性租賃住房是“十四五”期間的重點任務，它可以“幫助新市民、青年人等群體緩解住房困難，促進解決好大城市住房突出問題”[8]（圖3d）。多個城市的“十四五”規劃都將發展保障性租賃住房放在重要位置上，例如北京計劃建設籌集保障性租賃住房40萬套，占新增保障性住房供應總量的比例達到40%[9]；廣州在“十四五”期間，計劃建設籌集保障性租賃住房60萬套，約占新增保障性住房供應總量的46%[10]。
c-廉租房：廣州金沙洲，引自參考文獻[12]
d-人才公寓：上海市浦東新區天之驕子，盧汀瀅 攝
保障性租賃住房以稍優于市場的條件，以政府為主體，以上海為例，主要是解決新市民、青年人等群體的住房困難問題。它有幾個特點：1）實物出租方式，租金稍低于市場價格；2）多主體供給，除專業住房租賃企業面向社會的供應方式外，產業園區和用人單位也可以自建，優先面向其員工定向供應；3）短租，簽約1~3年，可續租且不設最長保障年限，一般不能落普通居民戶口[11]。
2 社會保障住房的4種公共義務分析
社會保障住房得到的社會權利是顯而易見的。具體來說，居住者以特定的身份（戶籍人士、持居住證人士、繳納當地社保人士、特定優待人士等）、特定的居住狀況（本地無房、住房困難等）、特定的收入狀況（中低收入、低收入等），可以享受到明顯優于市場的購房或租房待遇。優惠待遇的來源通過土地劃撥、稅費減免、利潤控制，項目貸款等方式實現。牛津大學政治學家斯圖爾特·懷特（Stuart White）在其著作《公民最低限度：論經濟公民的權利與義務》（The Civic Minimum: on The Rights and Obligations of Economic Citizenship）中指出，福利改革計劃應具備“公平互惠的正義”。保障性住房建筑和住戶本身有義務回報社會，既然得到個人權利（空間權利、尊重權利、經濟權利、公平權利），相應地也應承擔公共義務（空間義務、藝術義務、技術義務和公平義務）[13]（圖4）。
4 保障性住房的社會權利和公共義務，李振宇、徐誠皓 繪
2.1 開放和共享的空間義務
保障性住房用地大多是政府劃撥的公共用地，理論上屬于全體市民，而不僅僅屬于住戶。因此，在很多城市，例如西班牙馬德里、德國柏林、新加坡和中國香港等，公共資助的住宅區必須是開放社區，允許市民穿越小區，使用連廊，甚至上屋頂花園眺望城市，但是未經邀請或許可不能進入單元樓梯間。
社會和政府資助的住房，其居民和使用狀況要受到社會和輿論的監督。在加拿大溫哥華摩爾希爾（Mole Hill）社會保障住房社區內的花園，也是城市的共享花園。中心花園可以為方圓一英里內的所有市民報名認養，直觀地了解住房提供的保障和服務（圖5）。
5 承擔空間義務的社會保障住房案例
b-中國香港，藍田邨公共屋邨，一層對城市完全開放，李振宇 攝
c-德國柏林施潘道水城（Wasserstadt Spandau）老人福利住宅，庭院開放，德國柏林政府部門官網d-西班牙馬德里可支付住宅（affordable housing）賽洛西大樓（Celosia Building）共享庭院，底層庭院向城市開放，李振宇 攝e-中國北京百子灣公租房內部街道向城市開放，陳一山 攝f-加拿大溫哥華摩爾希爾（Mole Hill），別墅 區改造的多戶福利住宅中的共享花壇，李振宇 攝“共享不僅僅是空間的使用方式，更是一種空間交換價值的再生”，共享的室內外空間不僅具有功能價值，而且在精神層面對城市和社區都非常重要[14]。室外共享空間，應該具有對小區外市民開放的場所，例如共享兒童游戲場、花壇等；室內共享空間，要對小區居民開放，例如共享廚房、洗衣房、書房等[15]。卡米洛·西特（Camillo Sitte）在《城市建設藝術：遵循藝術原則的城市設計》（The Art of Building Cities: City Building According to Its Artistic Fundamentals）一書中，通過對現代城市普遍存在的“藝術貧乏和平庸無奇”的批判，提出了對城市的藝術性發展的希望[16]。在今天的中國大大小小的城市，住宅占據了50%以上的建筑量。商品住宅追隨市場快速發展，追求自己的利益最大化，城市成了一個個大號的行列式住區集錦，已經積重難返。加之大型房地產企業進行的“標準化，精細化”，加劇了復制和雷同。由公共政策和公共資金支持的城市項目，理應為城市的個性和創新承擔藝術義務。在這個問題上，各級政府、執行機構、設計師、承建商的認識還遠遠不夠，往往認為保障性住房的目的是保底板，以低造價、效率優先，能快設計、快建設、快分配就是最好的選擇。這樣的看法是片面的。實際上，許多城市都有值得我們借鑒的優秀作品。例如，巴黎的定向廉租住宅奧貝爾康夫社區（Rue Oberkampf），1999年登上了《巴黎建筑導游》的封面，取代盧浮宮、國家圖書館等作品成為巴黎建筑的代言（圖6a）；阿姆斯特丹WoZoCo老年公寓，以向外懸挑的房間創造了獨特的立面效果（圖6b）；馬德里邀請國際知名建筑師與當地建筑師合作，出現了一批精彩的社會保障住房作品，MVRDV事務所和布蘭卡（Blanca Lleo）合作設計的米洛德（Mirador）住宅就是一個著名的例子，傳統西班牙庭院轉化為“空中廣場”，成為所有住戶共享的集會點[17]（圖6c）；普利茨克獲獎者阿拉維拉（Alejandro Aravena）、拉卡頓和瓦塞爾（Lacaton & Vassal）都以社會保障住房設計而著稱，拉卡頓和瓦塞爾的作品波爾多530戶公寓改造兼具品質與舒適性，同時改善了城市形象[18]（圖6d）。
a-法國巴黎奧貝爾康夫社區（Rue Oberkampf），博雷爾（Borel），李振宇 攝b-荷蘭阿姆斯特丹郊區WoZoCo老年公寓，MVRDV事務所，李振宇 攝c-西班牙米洛德住宅（Mirador Building），MVRDV事務所和布蘭卡，李振宇 攝d-法國波爾多530戶公寓改造（Transformation of 530 dwellings），拉卡頓和瓦塞爾，Lacaton & Vassal事務所 提供e-上海龍南佳苑公租房，張佳晶，高目設計事務所，盧汀瀅 攝f-北京百子灣公租房，MAD事務所，存在建筑-建筑攝影 ArchExist 提供近年來，我們欣喜地看到了國內相關代表作品的出現。高目設計事務所在上海設計的公租房龍南佳苑以少見的半圍合式庭院空間作為原型，在居住單元空間中發揮了豐富的想象力，“卡”著規范做出了類型學的貢獻，而白色建筑群的比例和節奏，給城市帶來了生動的一筆[19]（圖6e）。在北京，MAD建筑事務所走到了公租房設計的前沿，百子灣住宅區“將社區街道完全向城市開放”，以生動的空間、形態、共享貫穿的形象引起了建筑界和社會各方極大的關注，被稱為“最美保障住房”[20]（圖6f）。這些，都對保障性住房的藝術義務作出了很好的示范。保障性住房與歌劇院、高鐵站、地鐵線、風貌區等重大城市建設項目一樣，有義務成為建筑創作的高地，為城市建起一道處處可見的風景線，為改變千篇一律的城市面貌做出特有的貢獻。“碳達峰”和“碳中和”給城市發展提出了明確的任務?！疤歼_峰十大行動”對城鄉建設中的規劃設計理念和建造方式等提出了綠色低碳的要求，如“增強城鄉氣候韌性” “建設海綿城市” “大力發展裝配式建筑”等[21]。由此來看，建筑的節能減排，不僅是建筑和社區本身的需求，更是城市和全社會的需求。而智慧城市、智慧園區的發展也給住區建設、住宅建筑的使用和運行管理帶來了新的契機[22]。保障性住房既然是公共產品，理應成為低碳和智慧的示范表率。歐洲一些城市，會對保障性住房采取低碳生態配套措施。第一種是經費配套措施，每一個社會保障住房項目中，要留出一定比例的生態專項建設經費；第二種是面積比例配套措施，強制在社會保障住房項目中實施一定面積比例的被動式住宅。例如，在德國的太陽能住宅重鎮弗萊堡，瓦邦生態社區（Vauban Sustainable Urban District）就樹立了典范（圖7a），在太陽能、保溫、回收材料、公眾參與等各方面成為節能生態的樣板[23]。在意大利，卡薩諾瓦社會保障住房（CasaNova Social Housing）利用焚燒爐回收熱量并集中供熱，并設計了每個建筑的能源需求指南，成為意大利推廣“歐洲可持續運動”（Sustainable Energy Europe）的優秀案例[24]（圖7b）。西班牙馬德里的卡拉班切爾住宅（Carabanchel Housing）采用竹編外墻遮擋炎熱的陽光，利于通風，成為建筑創作的新語言（圖7c）。德國漢諾威市的康斯伯格生態社區（Hanover Kronsberg Ecological Residential Quarter），利用低能耗建造方式和熱電聯產機組等方式，實現了社會保障住房的被動式節能[25]（圖7d）。在中國，同樣也有低碳的保障性住房嘗試，例如北京的焦化廠超低能耗公租房，將超低能耗技術與裝配式建筑技術進行結合3），回應了國家對于綠色低碳的建筑發展要求[26]（圖7e）。
a-德國弗萊堡市瓦邦生態城社會保障住房社區（Vauban Sustainable Urban District），弗萊堡市政府，李振宇 攝
b-意大利卡薩諾瓦社會保障住房（CasaNova Social Housing），cdm建筑設計事務所，cdm architetti associati
c-西班牙馬德里卡拉班切爾住宅（Carabanchel Housing），穆薩維（Farshid Moussavi），李振宇攝
d-德國漢諾威市康斯伯格生態社區（Hanover Kronsberg Ecological Residential Quarter）的被動式社會住房，漢諾威市政府，引自參考文獻[25]
e-中國北京焦化廠超低能耗公租房，中國建筑設計研究院，引自參考文獻[26]
f-德國弗萊堡Hochhaus Bugginger Stra?e 50既有社會保障住房的被動式改造，弗萊堡建 設局，李振宇 攝
對于存量的保障性住房，城市管理者和設計師同樣要考慮社會的技術義務。低碳和智慧技術在舊建筑改造中潛力巨大。弗萊堡市政府對高層社會保障住房（Hochhaus Bugginger Stra?e 50）的被動化改造取得了很大成功（圖7f），歸納起來有4個要點：加保溫、加窗簾、加新風、加太陽能。尤其是外窗簾，投入不大，效果很好。智能社區管理、樓宇管理需要推動，這是智慧城市的基礎，具有巨大的社會效益和經濟效益。保障性住房是最好的試驗田，值得加強投入加強設計。在中國保障性住房領域，低碳智慧的公共義務不是選答題，而應該是必答題。在中國綠色建筑評級中，保障性住房要適當高于其他住宅建筑。要在時間效率、投資效率和社會效益中選擇合理的平衡點。保障性住房的最大特點，就是定向資助中低收入住戶，讓盡可能多合適的人能夠受益，讓居住其中的住戶承擔參與建設和管理的責任，也要讓經濟水平提高了的住戶及時退出。為此，許多社會保障住房項目在整體設計中體現了公平義務。為了促進流轉，一些保障性住房會在設計中有意限制住戶的部分權利（圖8）。例如，德國卡塞爾Bettenh?user社會保障住房社區不設住戶停車位，要求住戶不使用私人小汽車。這樣，當住戶收入提高，需要使用私人小汽車時，就會放棄租住社會保障住房，將權利讓給更加需要的人群。在加拿大溫哥華的摩爾希爾社區，政府收儲近郊獨戶住宅，拆分為多戶社會保障住房，促進土地流轉。中國香港占地1%的公屋解決了約30%香港總人口的居住問題[27]，形成住宅單元的極小型化、保障性住房用地的超高密度等特點?？陀^上，這也是促進流轉的一種方式。a-德國卡塞爾Bettenh?user社會保障住房區，NHW住房開發公司，李振宇 攝b-加拿大溫哥華摩爾希爾（Mole Hill）住宅區改造，李振宇 攝c-奧地利維也納Satzinger weg社會保障住房，李振宇 攝d-德國柏林施特拉勞半保障住宅（Stralauer Halbinsel housing），赫茲伯格（Herman Hertzberger），李振宇 攝e-德國弗萊堡Riesfeld生態小區，弗萊堡建筑集團 （WFP Architekten），李振宇 攝f-智利，金塔蒙羅伊公屋，Elemental建筑事務所，引自參考文獻[28]居民參與社會義務有多種形式。首先是經濟的參與。奧地利維也納Satzinger weg社會保障住房是一種新型“可支付住宅”，通過合作社形式，鼓勵住戶交押金、交房租，在10年之后以房租抵房價。在德國柏林，赫曼·赫茲伯格（Herman Hertzberger）設計的施特拉勞半保障住宅（Stralauer Halbinsel housing）屬于“第三種資助方式”，第一年向中低收入人群定向提供半價優惠，之后10年逐步恢復到市場價，雖然住戶在租住空間上是連續的，但在優惠政策上是逐步退出的。其次是管理服務的參與。弗萊堡Riesfeld專門設計了被動式社會保障住房4），優先供給殘障人士，鼓勵健康人士與殘障人士合租并愿意提供相應的照顧，租金可適當減免。阿拉維拉設計的金塔蒙羅伊公屋（Quinta Monroy），則是住戶參與社會保障住房的一半的建設（或曰搭建），形成多樣的面貌。由此可見，保障性住房的設計，需要充分考慮社會的公平性。適當留有余地和限制，為退出機制留出一定通道，同時也為住戶的經濟參與、管理參與和建設參與創造相應條件。在社會保障住房的規劃和設計實踐中，經常會遇到三對矛盾：是分區還是混合，是求全還是留缺，是趨同還是求異。從建設、分配、管理的角度，政府和項目公司往往都要選前者，因為前者效率高。但是通過對保障性住房的社會義務的認識，可以得到更多的理解。把保障性住房單獨作為一個地塊來建設和運營，簡單來說好算賬、好管理，甚至不同的保障性住房（動遷安置房、共有產權住房、公共租賃住房）都要分開以求簡明。但這正是城市面貌千篇一律，高層行列式一統天下的原因之一。事實上，目前有很多商品住宅項目要求配建一定比例的保障性住房，產生了混合的契機?？上鼈兇蠖嗖扇〉倪€是面貌趨同、空間割裂的方法。保障性住房作為住宅體系的一種重要類型，能夠平衡城市空間風貌。特別是公共租賃住房，由于通常采取2~6年的短租政策，完全可以在類型、形式、朝向上跳出窠臼。通過前后、左右、上下的混合，形成多樣的城市面貌，合理套裁，充分利用城市空間。柏林施潘道水城（Wasserstadt Spandau）的城市設計選擇“前后混合”的方式，在尺度不大的地塊中，選擇最佳的沿湖街坊作為老人社會保障住房，其他街坊則是市場出租住宅和自有商品住宅（圖9a）。在紐約布魯克林地區，由BIG設計的微笑公寓（The Smile）實現了城市中心區徹底的混合。綜合體的下面是學校，上面是住宅，而1/3的住宅是社會保障住房（圖9b）。而王方戟老師指導多年的“小菜場上的家”系列學生設計，就是尋找多種混合的可能[29]（圖9c）。a-德國柏林施潘道水城（Wasserstadt Spandau），德國柏林政府部門官網 提供（左），李振宇 攝（右）b-紐約微笑公寓（The Smile） ，Bjarke Ingels Group c-同濟大學“小菜場上的家”學生作業（指導老師王方戟，引自參考文獻[29]）我們建議，要努力探索非居住建筑與保障性住房的混合、商品住宅和保障性住房之間的混合、產權型和出租型保障性住房之間的混合。這樣，就可以更好地利用空間，把日照、朝向、場地、街道界面等因素綜合利用，形成多元有趣的社區空間。涉及到我國的住宅設計，面臨日照和朝向、平面型、房間最小面積、停車位等問題，這類問題的常規解答是：一個都不能少，好事要做好。20多年前的一句名言“面積不大功能齊”至今影響深遠。于是，很多保障性住房復刻成了小號的商品住宅。朝南為主，滿足日照規定，單元式戶型，確保廚房衛生間最小面積。在這樣嚴格限制總建筑面積且公攤面積無法減少的情況下，布局捉襟見肘（表2）。在此，本文認為，“求全”不是唯一解，保障性住房也不是商品住宅的翻版。為了促進保障性住房的流轉，為了讓同樣的用地建造更多的保障性住房，應該積極探索“留缺”的方法。在此主要提出以下幾點：第一，保證日照，放寬朝向，提高容積率。中國南北，氣候各異。南向最好，但是東西向也可以充分利用，用日照條件來保證衛生健康是合理的。這樣，就有余地可以適當提高容積率。第二，探索廊式、塔式平面類型。在全世界范圍內，廊式和塔式住宅都是保障性住房常見的類型，適合小戶型，樓梯間的共用性強，公攤面積小，但是南北通風略差，公共走廊有一定干擾。保障性住房有必要提高使用系數，提高樓梯電梯的使用效率。第三，適當放寬功能空間組成的最低標準。對于衛生間允許間接采光加人工通風，避免外墻過多開槽，產生浪費。第四，控制停車位比例，設置共享空間。動遷安置房、共有產權住房要鼓勵使用公共交通，公共租賃住宅選址要有良好的公共交通條件。私家停車位設置要加以控制，并以布置小尺寸車、新能源車為主。把節省出來的空間用做共享空間，例如共享書房、廚房、洗衣房、健身房、DIY室等等。在住宅的類型、建筑的形式上，我國保障性住房的實踐絕大部分都是趨同的。尤其在同一個項目中，相關部門希望類型越少越好，盡量不要形式的變化。究其原因，是為了提高設計速度，方便項目概算，減少建筑造價，簡化分配難度，壓縮管理成本?？傊?，效率占了主導地位。但是從社會效益來看，保障性住房應該對城市空間的多樣性、創新性負責（圖10）。從住戶需求來看，新一代年輕人的生活更加多樣、豐富，生活習慣和興趣愛好差異很大。因此對同一面積段的房型，應該提供多樣化的選擇。a-法國巴黎法約勒元帥大道社會保障住房（Marechal-Fayolle social housing），SANAA，Atelier Vincent Hecht官網 提供b-法國巴黎HOME住宅樓（Batiment Home），商品住宅與社會保障住房混合，Hamonic+Masson & Associés ，李振宇 攝c-荷蘭埃因霍溫特魯多垂直森林（Trudo Vertical Forest）社會保障住房，博埃里建筑設計事務所，Stefano Boeri Architetti官網 提供 在建筑形式、材料、色彩方面，應該讓建筑師發揮更多的主觀能動性，創造多元生動、富有個性的保障性住房建筑環境。在綠色生態等技術層面，提供相應政策支持，讓保障性住房產生與其他類型的住宅建筑的示范效應。2017年，我們有幸參加了一次上海浦東新區動遷住宅的方案征集，獲得了第一名5）。主管部門希望依托保障性住房建設，為城市空間的多樣性、共享性作出示范，為動遷居民創造豐富多彩的生活場景。我們的設計得到了專家和有關人士的好評，但也被戲稱為“用力過猛”。他們認為這個方案一定程度上挑戰了當前的規范，并且造價會比一般做法提高約3%。此外，在住房分配時，由于部分房型對普通人來說較難理解，房型選擇眾多也容易造成選房者的猶豫和反復。雖然這個方案在幾年中反反復復，最后還是沒能實施，但留給我們很多有益的思考。整個用地分為大小3塊，總用地面積24.3hm2，地上建筑面積549,000m2（圖11、12）。設計的第一個出發點，就是為居民創造一個具有鮮明特色的開放共享空間[30]。中小戶型的面積確實不寬裕，但街坊院落卻是生活空間的延伸。12 上海浦東動遷住宅中地塊方案模型，同濟大學建筑設計研究院共享建筑工作室 提供本方案運用圍合式布局，以合院形態為基礎，設計了雙L院、轉角院、三合院、四方院、田字院、水滴院等6種不同的庭院。庭院尺度以50m為基礎，根據實際情況加以變化（圖13）。13 六種院落類型，同濟大學建筑設計研究院共享建筑工作室 提供
在朝向上，不浪費每一個可以朝南的地方，但是也充分運用東西兩個朝向，通過平面的調節，做到朝東朝西也有較好的日照。例如北地塊的三合院，為了使東西向的住戶也能最大程度獲得南向日照，將東西向每戶稍向南偏轉，整體就形成了折線形的平面輪廓，立面上也自然形成了獨特的形象（圖14、15）。 15 東西向折形平面與日照關系分析圖，同濟大學建筑設計研究院共享建筑工作室 提供住宅類型非常多樣，也有特殊的創新形式。三角形場地上的水滴院，整體布局順應地形，南低北高盤旋而上，容納了復式戶型、上下互扣的中廊互躍戶型（圖16a）。西地塊北側的一字型臺階式住宅，外廊和外樓梯層層退疊，實現除封閉樓梯、電梯之外的“零公攤”（圖16b）。小高層則延續一梯多戶的單元式平面，為住戶提供更多樣的選擇（圖16c）。16 多樣化的創新戶型，同濟大學建筑設計研究院共享建筑工作室 提供在建筑形式上，著意與周邊環境的對答而不僅僅是協調。在東南部，一條河灣沿邊而過，建筑的體量略有蜿蜒，成為西偏南的主立面（圖17）；在東部，三角地背對主要道路，設計形成了獨一無二的水滴院，還有共享空間面對著街角。在基地中部，高層住宅的立面不是平的，而是成為折面，展現出生動的形象（圖18）。18 折形立面的高層住宅，同濟大學建筑設計研究院共享建筑工作室 提供社會保障住房享受社會權利，也必須承擔相應的公共義務，在空間、藝術、技術和公平這4個層面作出表率。第一，從空間義務的角度，住區應適度對外開放、對內共享。探索保障性住房與其他住宅建筑以及非居住建筑的混合、多種空間使用方式的混合，打破簡單化的分區模式，包容城市和居民活動，激發住區活力。結合分層共享、分時共享等彈性管理措施，使住區的私密性和共享性達到平衡。第二，從藝術義務的角度，鼓勵保障性住房在戶型、形式、材料、色彩等各方面追求創新，避免趨同。保障性住房應回應當代年輕人多樣化的生活習慣，同時為城市空間多樣化作出貢獻。在城市層面，住區空間肌理要有鮮明個性；在建筑層面應體現創新性，反映出此時此地的建筑藝術質量。第三，從技術義務的角度，保障性住房還應成為當代新技術應用的表率，為綠色低碳、智慧社區等前沿領域提供示范載體。以綠色建筑評級為引導，采取低碳生態配套措施，帶動住宅建筑的技術普及和發展。第四，從公平義務的角度，保障性住房是社會公平性在物理空間上的重要體現，住宅的設計要體現住戶的參與和市民的參與，不同戶型合理套裁，為住戶提供選擇的多種可能性。在功能標準、房間面積、朝南向比例、停車位等方面要合理控制標準，適當留缺，鼓勵和促進流轉。□1）圖2數據來源的相關文獻包括：《上海市住房發展“十四五”規劃》，《上海市住房發展“十三五”規劃》，《上海市住房發展“十二五”規劃》，《上海市住房發展“十一五”規劃》，《北京市住房發展“十四五”規劃》，《北京市住房發展“十三五”規劃》，《北京市住房發展“十二五”規劃》，《北京市住房發展“十一五”規劃》，《深圳市住房發展“十四五”規劃》，《深圳市住房發展“十三五”規劃》，《深圳市住房發展“十二五”規劃》，《深圳市住房發展“十一五”規劃》，《廣州市住房發展“十四五”規劃》，《廣州市住房發展“十三五”規劃》，《廣州市住房發展“十二五”規劃》，《廣州市住房發展“十一五”規劃》。2）上海中心城區為上海市內環線以內的區域，二級舊里以下房屋包括一級舊里和二級舊里，一級舊里一般設備簡陋，屋外空地狹窄，無衛生設備；二級舊里一般為普通零星的平房、樓房以及結構較好的老宅基房屋。3）具體設計方法包括：地道風系統、超低能耗建筑外圍護系統、熱回收新風系統、裝配式建筑系統等。4）弗萊堡Riesfeld 社會保障住房區中的被動式住房應用到的技術包括：光伏熱電系統，保溫防曬系統，新風系統，回收建材等等。5）上海浦東新區動遷住宅方案設計團隊：李振宇、盧斌、宋健健、朱怡晨、束逸天、孫二奇、顧聞、王春彧、姚嚴奇等。
